呼唤第三份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激扬文字|哇事记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审议了《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并决定于11月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

　　关于十九届六中全会，近期提及的主要议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

　　为什么要“重点研究、全面总结”，会上给出的说明很通透：“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由此，不禁令人期盼的是，11月份召开的六中全会，会否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向全世界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阵营，诞生一份新的、也是党史上第三份、建国后第二份《决议》？

　　回眸前两份在1945年和1981年均曾引发过全国性思潮震荡和国际共运波澜起伏的我党的历史决议，此番如若再度祭出《新决议》，其之于2017年10月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前途，意义必然重大，影响必将深远。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当时，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党史经验作出系统总结，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决议》总结了党从1921年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总结。

　　这份《决议》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成果、也是历史成果，就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

　　《决议》在第一段就鲜明地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决议》在最后又满怀信心地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这份对毛主席领导地位和理论正确的绝对自信，宛如一道石破天惊的长虹贯穿整个党史，直到今天依旧光耀东方，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去推翻毛主席在我们党百年历史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位置。

　　不论是逝去的毛主席本人，还是永远活着的毛泽东思想，以1945这份《决议》为奠基，毛主席于史册中的形象正式被具象化。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45决议》中的话决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全党全军发自内心的共识。

　　《45决议》从1941年酝酿到1945年最后通过，前后历时四年多的时间，贯穿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伟大产物。

　　因而，谈《45决议》就不得不谈延安整风。

　　典型的，比如在1941年10月13日，当时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主席、稼样同志、弼时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五人组成，以毛主席为首，委托稼祥同志起草文件，文件名称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但是，正是由于当时全党还没有开始整风，党的高中级干部还没有集中学习和研究总结过去中央领导路线的是非问题，认识上还有相当的局限性。

　　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随着《觉醒年代》等党史剧的热播，1921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舆论界讲得非常多、宣传力度也不可谓不大。

　　但是纵观《45决议》诞生之前的党，这个从一开始就被党员、也是被时代所要求“代表着最广大工农阶级利益”的党，其真正迈向成熟、割除所有错误路线在肌体上留下的伤痕记忆的，正是延安整风运动。

　　甚至可以说，所谓“建党”，这个党真正被建成，也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成功洗礼、到了自1935年毛泽东被确定为核心近十年之后，这个人民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全被建立、成熟性和底色度均被“刷新”，才算真正的落定。

　　整风开展之前，彼时党内教条主义故态复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在军事和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思路不一致。

　　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 倾错误的统治，但并没有作思想上的彻底清算。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凭借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给党造成严重混乱。

　　从1937年末至1938年夏，毛主席曾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这充分说明了王明在当时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而延安之外，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新四军被蒋氏集团诬为“新式军阀”，我根据地被传为“变相割据”。

　　也是在那时，1943年5月，共产国际被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旋即“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等反共舆论甚嚣尘上……

　　如果没有这么一场延安整风，组织意识和核心意识就不可能重新深入全党人心——而这两个意识是造就“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通过延安整风与同时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区的各级机构、军队各层战士开始更加系统性地认识到自己作为革命的一员是在为谁而战，以及如果在革命中陷入迷茫时，应该去向谁寻求答案。

　　从延安整风之后，当毛主席的人民领袖地位被进一步深化时，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势如破竹：从武汉会战之后至1943年中，日寇军队只对“正面战场”的国军只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达到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毛主席指挥的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不包含关东军）的比例分别为62%、58%、75%、63%、58%。

　　仅1941、1942两年，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就达到132次，使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到27次。

　　通过延安整风，党领导的敌后作战趋于成熟，凝聚起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没有延安整风的胜利，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不会有《45决议》的问世。

　　但是很显然，今天的文艺界和资本圈对延安整风并没有多少投资兴趣。借着党庆的热度，都一窝蜂地把视角转入1921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这应当看做是一种遗憾。

　　对党史的研究其实在党成立以后不久便开始了，包括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等人，都曾经从不同角度对党的早期历史作过很有价值的探讨和研究。

　　不过总体而言，抗战以前对党史的研究还处在自发的、孤立的和零星的状态，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作为鲜明的对比，《45决议》起草的过程，以及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的过程，则是我们党对自己的历史第一次进行了体系性、纵向式的总结和反思。

　　从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到成功“纠右”却又容许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的八七会议；从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的刺激下再次发作的“左” 倾思想和“左” 倾政策，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新“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统治地位……

　　正是在这个不断深入认知的过程中，40年代初的延安，全党对于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逐步在讨论、研究、辨析中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最终形成了坚定维护毛泽东同志核心和领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1942年时，少奇同志指出：“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1943年，在延安整风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恩来同志又语：“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当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朱老总在讲到自己在党领导下革命二十年的经历时也说：“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

　　弼时同志当时也说：“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我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我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作为参作人之一，闻天同志在《45决议》的修改过程中，曾在末尾加了这样一段话：“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

　　需要看到，闻天同志自己是亲身经历过“左” 倾路线错误领导的，还一度在党内负了“总责”，他的这段话可以说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成功与失败后形成了一股共识。

　　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也才能自1935年毛泽东被确立为核心后，我们的中央能够在偏远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一不发钱，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靠着滴滴答答的电报，指挥党在全国的组织和武装；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能够始终保持一锤定音的权威。

　　在《45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参与的干部们进行了多次讨论，后在1945年三四月间进入加紧阶段，高岗同志、富春同志、剑英同志、荣臻同志、伯承同志、陈毅同志、朱瑞同志、林枫同志等负责的各个组连续开会，夜以继日。

　　所有讨论中提出的重要意见，都会及时向毛主席汇报。党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则会认真地研究了这些意见，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

　　第一次修改中，是毛主席将题目第一次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结尾部分加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这段温暖又坚定的话。

　　在第二次修改中，毛主席又对曾受“左” 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进行了书面的平反昭雪，以及对遵义会议的意义等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团结而平反，为同志去污浊，老人家的仁心真的从来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稿件上，毛主席还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

　　《45决议》的起草，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晶。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开幕的预备会议上谈到《决议》时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

　　历史事实和档案材料明确无误地表明，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始终是毛主席。

　　是毛主席，挽救了党和红军在转危为安过程中的命运；也是毛主席，重塑了党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于历史和未来的准确把握。

　　即便是三十五年后的1980年，当小平同志在主持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份新的《决议》——的起草班子时，也必须向手握笔杆子的同志们郑重承认并强调：“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到六届七中全会提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其间整整十年呐！”

　　嗯，一份新的决议，史称《81决议》。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由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81决议》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就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毛主席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给出一个在当时急需的总结和评价。

　　《81决议》出炉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工作在当时终于算是被完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色革命传统正式让位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与会议路线。

　　所以《81决议》可以说是“承前启后”。

　　对于很多人而言，它是一座五指山；对于很多人而言，它又是一柄尚方宝剑。

　　《81决议》究竟是什么，取决于你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初心，我个人愿意遵照并十分认同小平同志1972年8月3日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所述的评语：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不知道有多少同志读过2001年版本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俗称“旧版《简史》”。

　　在旧版《简史》里关于文革的板块，其收尾堪称一字不差摘抄了一遍《81决议》，对毛主席的所谓“三七开”也进行了超大篇幅的絮叨，也对文革的所谓“错误性”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但是在今年2月出版的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其文革板块的收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融入进了建国前二十七年的历史长河中，并对这二十七年做了非常大气磅礴的评价定义。　　

　　我摘录如下：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我们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进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两个阶段；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

　　“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新版《简史》从207页到213页，足足超过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详实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基建、农业、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层面的成就，堪称粉碎了所有关于文革的印象流谣言。

　　此处太多，我就不摘录了。

　　我想要摘录的一段、也是作为引出那十年我国各领域巨大成就篇章的一句话，是新版《简史》增加了一个对于文革的思考，这两句话在旧版本中是没有的：

　　“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句防止某些西方势力借泼污文革来否定新中国、否定中国革命的话，原本是源自《81决议》的。

　　但是在2001的旧版《简史》中未使用，而在新版《简史》中却得到引用，这很有趣。

　　跋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领袖曾经说过：“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一个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平均约四十年起草问世一份《决议》，作为总结，亦是作为反思，这从历史的演进节奏和国内国外形势剧变的层面考量，第三份《决议》如若当下推出，都是合理也合乎人民期待的。

　　如何系统性、科学性、以人民为导向得将这百年的党史历程、特别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评价给出一锤定音的结论，这对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洪流中的中华民族，意义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