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且只有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只有毛主席缔造的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为两点原因。

　　一是只有工业化才能救中国。

　　二是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带领近代中国进行工业化。

　　详述如下。

　　一、只有工业化才能救中国

　　要谈“救中国”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救中国”。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就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有识之士看到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两方面：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

　　挨打的问题很明显——满清干不过列强。而且这个挨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刚开始只是干不过西洋列强，到后来连东洋列强也干不过了。

　　挨饿问题就是从国家到老百姓都越来越穷，越来越没钱。甲午战争之前，满清朝廷每年财政大致平衡，甚至略有结余，到甲午战争之后就年年亏空（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15章第1节）。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则是广大农民越来越陷入赤贫的境地。西方观察家曾这样形容中国农民的贫困状态：“在很多地方，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转引自[美]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49页）。

　　这挨打和挨饿两个问题又是互相影响的，因为挨打，加剧了挨饿；又因为挨饿，更加挨打。

　　救中国，当然就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一）挨饿的原因之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下导致的王朝周期律

　　挨饿的问题和中国的王朝周期律有关。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加剧，地租会越来越高，广大佃农会处于非常贫困的境地。又因为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自耕农的平均土地数量日益下降，广大自耕农也会陷入非常贫困的境地。在中国历史上看，一个统一王朝到了两百年左右就会出现这样的危机。到了19世纪，已经开国三百年的清朝，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

　　（二）挨饿的问题又因“挨打”而加剧。

　　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在农业收入不足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通过一部分传统手工业（如织布）来弥补一部分收入，勉强度日。但是随着清朝被迫打开国门，列强的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物美价廉的洋货逐步深入中国内地，使得中国农村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越来越多的农民难以再通过手工业来补贴自己的收入，农村的贫困进一步加剧。

　　普通手工业者也意识到自身的贫困与洋人有关。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业竞争不过洋人的工厂，曾愤怒地攻击机器缫丝厂。“距广州约30里的南海县西樵，于（1881年）10月5日发生反对机器的暴动，有杀伤人命情事，另有一家缫丝厂被捣毁，蚕茧1万斤被窃。直到军队到达，暴动才被制止，因此，当地几家华商缫丝厂已由当地方当局下令停工。”（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第2卷）》45~46页，转引自严鹏：《简明中国工业史》，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8月版62页）在福建，俄国人开办的砖茶厂遭到传统手工艺者的抵制，当地手工业生产者甚至欲加焚毁。（严鹏：《简明中国工业史》，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8月版66页）

　　这就是挨打的问题加剧了挨饿的问题的体现。

　　不仅如此，除了洋货以外，帝国主义的资本也涌入中国，逐步控制了中国工业的命脉，如铁路、船运、钢铁、煤矿等。这使得中国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料、燃料、交通运输都被帝国主义所把持。铁路方面，1894年中国自主经营的铁路里程只占总里程的21.2%，之后伴随列强的瓜分狂潮，中国自主经营铁路比例下跌到1911年的6.9%。之后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外国控制的比例始终超过90%。（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190页）煤矿方面，从1913年到1936年，中国始终有一半的煤矿产量是受列强控制的。（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125页表16）钢铁方面，从1900年到1937年，中国生铁产量有90%以上是受列强以贷款或控股参股等方式控制的。（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126-127页表17）船运方面，1877年，进出于各通商口岸的轮船，以吨位累计，外国船占62.7%。1907年，洋船占比84.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4编第20章“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酝酿”）

　　这使得中国发展自身工业来摆脱贫穷地位变得更加困难。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现实，还造就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又恨又怕的性格，“革命性软弱性并存”的“两面性”现象。

　　（三）无论是挨打还是挨饿，都需要工业化来解决。

　　挨打的问题要靠工业化解决，这一点大家的直观感受应该更明显。要想打得过近现代帝国主义，就得有武器弹药的工业化生产能力。这一点别说共产党出现的年代，早在晚清洋务运动的时候就已被广泛接受了。

　　而挨饿的问题，事实上也得通过工业化解决，这里有两个原因。

　　1.要想不挨饿，先得不挨打。

　　如前所述，挨饿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挨打造成的。要解决这部分挨饿原因，就必须先解决不挨打的问题。而要解决不挨打的问题，就必须有工业化。

　　2.农民消灭赤贫现象，归根结底要靠工业化。

　　A.没有工业化就无法打破王朝周期律

　　如前所述，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允许土地无限制自由买卖，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兼并。于是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广大农民的赤贫现象。这就是王朝周期律。只要中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不搞工业化，这种现象就不会被消灭。

　　有人可能会认为：禁止土地兼并就可以了？这样土地都不会集中，就不会形成广大农民的赤贫现象。

　　但中国的历史实践证明，仅靠政府禁止土地兼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清朝就曾禁止旗人出卖国家分配的土地，但收效甚微。满清政府甚至还得由官方出钱赎回旗人卖出去的土地。这是因为到了穷的过不下去的时候，总会有人偷偷走这条路的。（方行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1488、1503页）

　　B.在近代中国，不存在工业化以外的不挨饿之路

　　那么，能不能走工业化以外的道路呢？

　　结论是不能。

　　19世纪20世纪的世界，已经是全球化的世界。即使是中国的传统农业，也已纳入全球化的体系，不由中国不接受。

　　到20世纪初，大量的外国货已经彻底打败中国的传统手工业，洋货充斥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员在《寻乌调查》一文中提到，哪怕是偏远小县城的杂货店里，也有数百种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生活各个方面的洋货，甚至就连毛笔、对联、筷子、算盘这种中国特色的产品都是洋货。可见，此时的中国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从外国进口的商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寻乌调查》）

　　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化，那就只能用传统农业的产品去交换这些洋货。而缺乏工业化支撑的低端农业本身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依靠农民个人肌肉力量进行的农业生产全球随处可见，其产品的可替代性极强，国际议价能力就很低。如果你要价太高，客户随时能在别处买到比你便宜的。

　　而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高端工业产品，只有少量地方能生产，其议价能力就很高。结果就是别人按几下电钮就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却要用一年的收成去换。我们总是在用更多的劳动换别人更少的劳动，怎么能不穷呢？

　　更不用说有工业加持的农业，即使是生产农业产品，也比传统农业要，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比如中国传统的茶叶，基本上还是可以视为一种农产品，到19世纪后半期也在国际市场上逐渐败于帝国主义工业化培育种和机器化加工。“自汽机设置以来，市上砖茶景况大变，此前手动机械制作之砖茶，因其质并不十分坚固，加上运输不慎，到达市场上时，过半破碎，失去品味，价格亦跌落不少，由此，从事该业者了解到汽机之效益，手动机械将渐绝其迹”（转引自严鹏：《简明中国工业史》，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8月版66页）

　　所以说，没有工业化的话，即使是农产品也很可能卖不过人家，更不用说工业品了。

　　3.工业化道路能解决挨饿问题

　　只有靠工业化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才能缓解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少量土地上的局面，从而缓解因人多田少而导致的地租飙升。这就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土地的资本回报率，使得更多资本（以及人力）愿意投入工商业。

　　同时再利用工业发展，生产出更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工具（如更优质的农具和农业机械），从而由工业反哺农业，提升农业生产率，实现良性循环。

　　所以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发现：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救中国，农业必须走机械化大农业的道路，甚至必须走集体化甚至国有化的道路。这不仅仅是共产党的主张，哪怕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也是这样主张的。

　　“《前途》是蓝衣社的最著名的和权威性的出版物之一，它由于经常刊登从蒋介石到诸如蓝衣社名人贺衷寒的来稿而声名昭著……《前途》的作者们要求土地国有化和依靠由国家管理农业集体的生产组织化。就象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十年代末所实行的那样”（[美]易劳逸著，高华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68页）“蒋（介石）也曾对我说过，战后中国农业必须实行集体化，以便为计划中的新工业化解放劳动力。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必须从地主哪里无偿获得土地。“正像苏联所做的那样”，他总结说，“只是应该由我来做这件事，而不是由斯大林。””（[美]拉铁摩尔：《蒋介石》，转引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第5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年1月版54页）

　　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工业化。

　　上面已经说了，工业化是唯一的出路，但问题是怎么工业化呢？

　　所谓工业化，通俗地说，就是普及先进的工业技术，进行机器大生产。其关键就在于拥有工业化的技术——或者说拥有数量充足的懂得工业化技术的人才。

　　而这个问题，近代以来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解决。

　　（一）从工业化国家获得技术，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途径。

　　获得工业技术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自主研发，二是先进国家的技术转移——通俗地说就是拿到别人的技术。

　　以近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才储备来看，想完全依赖自主研发来实现工业化，可以说是痴心妄想。

　　所以，获得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转移，是近代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唯一选择。

　　（二）西方列强无法为中国提供这个技术转移。

　　当时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不少，列强全都是。中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技术转移吗？

　　从历史实践来看，这条道路走不通。从晚清到民国的约一个世纪，中国尝试进口西方武器和设备，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再到派遣留学生，始终未放弃从西方列强处获得技术的努力。但是结果如何呢？

　　虽然不能说一无所获，但确实距离还差得很远。1949年，在列强已经普遍装备坦克飞机的情况下，中国甚至还不能生产自己的汽车。

　　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列强没有向中国进行技术转移的需求和动力，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动机替中国分担技术转移的成本。所以从中国派遣留学生去欧美留学，费用非常高昂。留学欧美的中国留学生，每年最高需要高达1200两白银的费用。（杨早：《清末留学日本要花多少钱》，《教育视界》2016年第35期）聘请欧美的专家来中国，费用也非常高昂。“外国教习，非厚给薪水，亦无人愿来充当”“不远数万里而来，所图者利耳，惟饵以重利，彼方挟所长而乐为我用”（转引自向中银《晚清时期外聘洋员生活待遇初探》，《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成本如此高昂，自然就难以大规模开展。技术转移的效率就非常低。

　　有人可能会说，二战后的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的，需要会扶持中国，有机会给中国进行技术转移。但是同样是历史实践证明，美国并没有扶持中国工业化的打算。恰恰相反，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就在雅尔塔与苏联密约，向苏联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二战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又签订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为美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消除一切障碍。就连国民党自己的官方史书都说这是经济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约片面的利于美国，可谓为经济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46.11.4.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4年5月版，第四册577页）。

　　可见，当时的美国只把中国作为盘剥对象，而不是扶持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初等教育水平也很低下。直到1949年，识字率只有20%左右（《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即使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中国也没有承接这份转移的人力资源。

　　（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使苏联成为唯一能给中国提供技术转移的工业化国家。

　　20世纪中期的苏联，面临西方列强的冷战威胁。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无论人口素质数量、经济体量还是综合技术水平，都逊于资本主义阵营。但铁幕已经降下，冷战已经打上门来，苏联急需培育能打的队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共鸣，以及抗美援朝的态度，都让苏联为中国提供大规模技术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建国后的50年代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技术转移时代。

　　在这个阶段，中国向苏联派遣大量留学人员。具体人数有不同说法，一说1951-1964年共派遣8357人。（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0~224页。转引自张建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人及其视野中的“苏联形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3月）另一说是供38000多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209页）。但无论哪种算法，这种密度和规模都超过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官派留学。如晚清最后十年的官派留日学生合计约万余人。留欧总数（包括官派和自费）不到千人，留美（包括官派和自费）约300人。（周棉等：《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42，51，52页）

　　同时，苏联也派遣大批专家来中国，为中国指导工业化建设。在短期内先后有千余名苏联专家来中国，而当时中国全国工程师与专家总数也只有约2万（这其中还包括大批不久就遣送回国的日本人）。（沈志华：《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自《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余论六）

　　苏联的这次技术转移是真心实意，甚至可以说是迫不及待的。于是苏联在对待中国留学人员上面的态度，与晚清民国时列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存在天差地别。中国留苏人员甚至受到特殊的礼遇。为了保障中国留苏人员的生活，苏联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助学金，还支付教授、教员工资、学费及差旅费等费用。学校里一些重要的设施和实验室，只对本国学生及中国学生开放，而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开放。苏联一些重要的军事城市，仅让中国的留学生进行参观、实习。记录最新科技成果的书籍出于保密性，校方不轻易外借，但对中国的留苏知识分子例外。（姜怀忠《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若干问题研究》，《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11月）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留苏人员也受到苏联人的特别优待。在苏联的公共场所，中国的留苏人员不管是在商店买东西，还是在车站乘车，只要有苏联人排队的地方，只要见到中国的留苏人员，就立刻有人喊让中国的同志先来。苏联人民就会自动分成两排，让中国朋友先过。（姜怀忠《20世纪50年代留苏知识分子若干问题研究》，《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11月）

　　除了人员的交流外，苏联在向中国转移技术资料方面也采取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寄书量。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中国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而且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收齐。（沈志华：《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自《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余论六）

　　这些，在旧中国尝试从西方列强处获取技术时，想都不敢想的。

　　而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同样是想都不用想的。

　　（四）“依托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获取苏联技术转移的力量。

　　要想获得苏联的技术转移，并不是名义上采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可以的。其关键不在于打什么旗号，而在于要让苏联相信“这是自己人”。要让苏联相信是自己人，就必须和苏联的敌人做彻底的切割。而这一点，整个近现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

　　当时苏联的敌人是谁？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包括100多年里各种欺凌中国的几乎所有列强。他们当中任意拿出一个，都可能有曾经吊打中国的记录。

　　同时与这么多列强为敌，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这种勇气和底气不是谁都拿得出来的。早已沦为列强代理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政府肯定没戏。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胆子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庚子赔款一直交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个勇气和底气？

　　不但有，而且很足。

　　别说建国初期中共就干脆利落地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甚至早在这之前，中共就已经向帝国主义列强展现了异常强硬的态度。抗战结束后不久，八路军就曾在多处和美军爆发战斗，俘虏过美国兵（详见《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渡江战役的时候，解放军击伤盘踞江面不肯离开的英舰“紫石英号”。

　　从晚清到民国，政府碰上这类事件时，往往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则完全相反：教员公开写文章，明确支持解放军炮轰硬英舰的行为，还把挨揍的英国骂了一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更不用说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路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否定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直到众所周知的1950年出兵朝鲜，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把16国联军挨个揍了一遍。

　　近代中国的所有政权当中，敢对那么多的列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中共政权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不是对所有列强都一律采取特别强硬的态度。比如出于战略目的，对唯一可能提供技术转移的苏联就不宜过于强硬。但是到了原则问题上，也不介意在珍宝岛对老大哥动手的。）

　　但这只说明中共的勇气。要论勇气的话，义和团也有。中国共产党与义和团的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但有勇气，而且真的有底气。

　　那么，中国共产党哪里来的底气，敢对列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呢？

　　这个底气，就是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所有政权当中，唯一一个能在最广大范围内得到人民支持的政权——而且中国共产党很擅长通过员人民来将这份人民的支持转化为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就连中共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都不否认：“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束语）

　　当然中共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发动人民群众的。早期稚嫩的中共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比如最开始只团结工人，不重视农民。开始做农民工作后，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错误采取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在分田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一些中间派推到了对立面。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共产党“最大限度团结最大多数”方面的技能点数值越来越高。经历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共产党，已经能够非常娴熟地通过各种手段，团结最大多数，中立相对少数，打击一小撮，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历史上得到支持率最高的政权。

　　之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个以工人阶级的利益（发展工业的同时减少剥削）作为奋斗目标，而同时以农民阶级的利益（耕者有其田，让农民摆脱贫困）来团结最大多数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做得到这些，是因为它是共产党，所以必须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发展方向。又因为它是中国的，所以它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而当时的中国国情就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可能绕过他们去解决中国的问题。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最终实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

　　其他的政治力量，往往只能从其中一个方面入手，而没有一个能兼顾这两方面的。有的想依托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又恨又怕，关键时刻硬不起来。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对苏联的意识形态也怀有疑虑甚至敌意。有的想单独依靠农民。但是当时农民阶级的普遍愿望是发家致富，然后购买田产去当地主。这显然是让中国走回传统农业的老路上去了，解决不了近代中国的问题，救不了中国。至于地主和买办阶级，他们是旧中国又挨打又挨饿状况下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根本就不想“救中国”。

　　所以，当时的中国，有且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也把“组织群众发动人民支援战争”的技能点达到了满格。在动员、发动、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共产党政权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顽强生存力。无论是国民党的烧杀，还是日本鬼子的三光，都不能彻底消灭哪怕是最孱弱时期的共产党。在共产党军队只有几百人的时候，国民党无法消灭它。在共产党军队几十万的时候，还是国民党无法消灭它。在共产党军队，只有不到十万的时候，日本鬼子无法消灭它。在共产党军队到达100万的时候，日本鬼子还是无法消灭它。

　　尤其难能可贵的事，共产党的这种生存力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保持住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他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和硬件上比自己强大很多的敌人作战。但是依托着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数不清的强大敌人全力绞杀下生存了下来，并且发展壮大了。这给了中国共产党向所有列强叫板的强大底气。这种底气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

　　有着这份底气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国土的过程中，可以毫无顾虑地没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财产，无视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乃至于在苏联不能承诺派遣空军助阵之际，仍敢于派兵向16国联军开战。中共出兵朝鲜的逻辑非常简单：就算出兵朝鲜打不赢，最坏结果无非是美国入侵中国本土，共产党重新上山打游击——但那也无非就是晚解放几年。现在还没有建设，趁现在打，比建设完了以后再打烂要合算。

　　虽然决策的过程充满焦虑和争论，但那个争论的焦点从来不是打不赢的话会不会灭亡，而是是否值得晚解放几年。

　　三、总结

　　行文至此，其实道理已经说完了。但是因为文章篇幅略长，所以在这里再做一些总结。

　　近代，要想救中国，就必须解决挨打和挨饿的问题。要解决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只有进行工业化。要工业化，只有得到工业技术。要得到工业技术，只有通过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转移。

　　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只有苏联存在向中国进行大规模全方位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和动机。但要想获得苏联那么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必须获得苏联的充分信任。要获得苏联的充分信任，就必须有勇气和底气对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说不。

　　近代中国，有且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有这个勇气和底气。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站到了代表当时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这一边，并在漫长的斗争年月中积累了大量获取人民支持的经验，然后又成功地将这种广泛的支持转化成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军阀和帝国主义浴血奋战20多年后，中共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蓬勃发展，夺取全国政权。

　　夺取全国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有这份底气，可以毫无顾忌地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废除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于是，洋货不再那么容易进入中国市场，洋人也不再那么容易控制中国的交通运输和矿产工业。于是中国的工业化就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

　　而同时，中国队帝国主义的强硬态度也获取了苏联的支持，和大规模全方位的技术专业，带着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