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任正非活用毛思想激活华为体制蜕变和长盛基因！

　　C&C08数字交换机的成功让华为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1992年营业额才刚刚达到一个亿，1997年就达到了90亿，1998年销售收入更是突破了120亿。员工人数也迅速扩大，从1992年的两百多人增加到了上万人。

　　公司业务和人员的高速扩张，带来了严重的内部管理问题。任正非当时的感觉就是公司正处在失控的边缘，在其回忆文章《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说：

　　到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

　　为此，任正非以极大的气魄果断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起草并执行《华为基本法》；一个是向IBM等一流的大企业学习，进行管理流程改造。

　　《华为基本法》制定于1996年，它名称是模仿当时中国从英国收回香港所制定的《基本法》。当然，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只是以规范条文的形式来完整总结提炼的公司战略。

　　《华为基本法》总共有六章、二十五节、103条，一万六千多字。这是一部公司战略经典，值得每一个想要理解华为乃至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人仔细阅读。

　　任正非刚开始想让公司内部团队来起草这个基本法，结果很不满意，据说看往后气得把稿子扔到了地上。他需要的是全局性的战略梳理，不是公司内部各种力量博弈的平衡，这种事情让下属来做是很难的。意识到问题所在后，他就说：干脆让“人大教授”来试试。

　　——当时，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六个副教授在深圳“干私活”，做咨询挣钱，但不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账户，合同也不用人民大学盖章。这六个副教授并非同一个专业，分别来自工业经济系、劳动人事学院和统计系。他们是通过学校武术队认识的，都是精力旺盛的中青年教师，平均年龄只有35岁。华为之前请外部专家讲课，通过深圳本地的咨询公司找到了这六个人，在介绍的时候直接把“副”字去掉，统称教授。由于培训效果不错，华为又找他们做了一些薪酬体制之类的咨询项目，在华为有了名气，被称为“人大教授”。

　　在任正非的指示下，六人组成了“《基本法》专家组”。1996年3月，任正非跟六位专家进行了长达三天的闭门会谈，从其家世、童年、求学、参军、退役，一直到创办华为以及公司的艰难成长历程，全都认真讲了一遍。这次长谈之后，专家组才大体明白自己要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专家组的办公室就在任正非办公室的隔壁，任正非有什么新想法，都会见缝插针地聊上几句；每次新的稿子出来，又会集中长谈一次。

　　整个过程完全由任正非主导。这些专家后来自己也说，任正非“是《基本法》的策划者，也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智慧贡献者”。

　　任正非在毛泽东时代度过了他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文革期间还被评为“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华为基本法》在一开始就深刻的打上了毛泽东思想的烙印，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经济民主的思想。

　　专家组成员吴春波撰写的《由鞍钢宪法所想到的》一文发表于1996年5月2日的第28期《华为人》报。这是人大教授们参与《华为基本法》制定后，在华为内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华为基本法》的制定起到了思想指导的作用。文章说：

　　那独具魅力的湘音从瞑瞑之中飘来，“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这是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了上述批示

　　所谓鞍钢宪法，其内容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制定；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即所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恐怕闻所未闻。或早已忘记了。但历史这样喜欢捉弄人，这朵36年前开过的昨日黄花，又在异域开放，且分外香，丰田人公然宣称，其生产方式，来自于“鞍钢宪法”。有目击者言，在丰田车间里挂着的一条标语，直译成中文，即“两参一改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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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家对此也大加赞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教授罗伯特·托马斯认为，毛倡导的是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道出了团队合作的实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则从“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角度，予以理论层面的诠释。从实质上看，西方大行其道的“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不仅合，而且神交已久，两者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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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把鞍钢宪法这个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现在，我们期待着华为宪法在鹏城呱呱落地！

　　《华为基本法》中毛泽东思想的影子处处可见：

　　“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是华为最大的财富。尊重知识、尊重个性、集体奋斗和不迁就有功的员工，是我们事业可持续成长的内在要求。”（第二条）

　　“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第十六条）。”

　　“我们是用转化为资本这种形式，使劳动、知识以及企业家的管理和风险的累积贡献得到体现和报偿……我们实行员工持股制度。（第十七条）”

　　这些表述都暗合毛泽东对人特别是对普通人创造能力的信任。“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选集》）”这句话，“学毛标兵”任正非必然早就能够倒背如流。将劳动放在公司价值的第一位，则更是与“世界上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社会主义思想相通。知识被放到了第二位，企业家只处在第三的位置上。而资本则被放到了最末尾，还特别指出它只是一种转化形式，是对劳动、知识和企业家贡献的报酬或补偿。

　　华为长期执行大规模的员工持股制度。

　　任正非创业的时候，找朋友凑了一些钱“入股”但不参与经营。在华为刚刚开始赚钱之后，这些出资人就退股了，从华为拿走了很大一笔钱，为此还打过官司。最后，任正非个人拥有了华为的全部股权。但在华为成长过程中，他逐渐将自己持有的股份分红权变成了员工集体持股，个人持股数下降到了1%左右，让企业劳动者享有资本的股权收益，但又禁止持股人出售股权获利，而且离开华为的人必须将股权回售给公司，这就将股权和劳动紧密绑定。

　　这是一种介于传统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公共持股的股份公司之间的一种公司权益安排。

　　同时，他又长期坚持拒绝外部资本介入公司经营管理，不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

　　这些，体现的都是对普通劳动者价值的重视，以及对资本食利倾向的高度警惕。

　　第二条提到的“集体奋斗”和“不迁就有功的员工”则也显然受到了毛泽东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多次利用整党和内部斗争来保持执政党活力的行动和思想的启示。

　　在具体管理模式上，对官僚层级弊病的警惕，鼓励基层越过层级限制反应问题也被写进了《华为基本法》。这也体现了毛泽东整党治党的一些理念和实践，只是要温和的多。

　　员工有义务实事求是地越级报告被掩盖的管理中的弊端与错误。（第六十三条）

　　员工在确保工作或业务顺利开展的前提下，有权利向上司提出咨询，上司有责任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员工对改善经营与管理工作具有合理化建议权。员工有权对认为不公正的处理，向直接上司的上司提出申诉。（第六十四条）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也得到了体现。

　　我们坚持“压强原则”，在成功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第二十三条）

　　在公开向全社会介绍《华为基本法》的图书《走出混沌》中，任正非在序言里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而这篇序言的题目，也就叫《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华为基本法》是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司治理理念充分融合的产物。全篇融合了毛泽东的一部分思想，但并不是保守僵化的照抄，而是进步开放的运用，基本法的主体结构和内容还是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思路框架。这从基本法的章节提纲就能很容易的看得出来。

　　制定《华为基本法》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塑造华为整体的发展战略和企业价值观的过程，经过一轮一轮的全公司范围内的讨论和学习，等到1998年3月全文正式发布的时候，公司内部上上下下其实已经对它的思想理解的十分深入了。通过《华为基本法》的制定和宣讲，任正非基本达到了将这个野蛮生长的民营企业捏合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观的集体，在华为内部搭建起来了一个宏观的治理框架。这是后来华为度过各种危机和继续扩张成长的体制和思想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