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老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一路官升正部级，六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刚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游完泳，坐在椅子上休息，身边秘书递过来一封群众来信名为李庆霖。

　　毛主席展开信，读了起来：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经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萧田山区——获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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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

　　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二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从1969年起至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

　　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招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刚施行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去了，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时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

　　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

　　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箭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这封信写了两千余字，毛主席读到凄凉之处，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潸然而下。

　　毛主席随即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酬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寄给发信人李庆霖。

　　没有想到的是，李庆霖的这封信改变了全国2000万上山下乡青年的命运，李庆霖自己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9年李庆霖出生于莆田县城关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起了学徒，以打造妇女首饰主业。

　　但是因为生意萧条，铺子很快就倒闭，李庆霖的父亲不得不下乡乞讨，后来又患上了精神疾病，想要上吊自杀却没有成功，反而因此致残，年纪不大，便丧失了劳动能力。

　　全家老小都靠着母亲给别人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咬紧牙关支撑起李庆霖读书，而他的妹妹在8岁时，便在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鞋，从此再也没有读过书了。

　　1947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在莆田招生，上学者不仅免除学费，还给提供食宿，李庆霖一听立即决定报考，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入学那天，母亲挑着行李和李庆霖走了一天，早上出门，傍晚才走到学校，李庆霖知道读书机会难得，从此发愤图强。4年之后，李庆霖毕业被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

　　生活虽然艰苦，但总算有口饭吃。

　　解放后，李庆霖被政府留用任教，1951年，22岁的李庆霖与自己老师的女儿张秀珍结婚，张秀珍婚后先后生下了长子李良模，女儿李良培，次子李良雄。

　　1956年，全家人搬到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李庆霖又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了教导主任，可是这个班的学生成绩太差，竟然没有一个考上初中。

　　时兴“插红旗、拔白旗”（1958年大跃进时期，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白旗也即资本主义），莆田县教育局以“拔白旗”的名义由此被免去李庆霖教导主任，工资由原来的50.5元降为42.5元。

　　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弱不堪的李庆霖内心隐藏着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他的儿子经历了上山下乡，生活十分困难，他便向各级领导机关进行反映，甚至还给周总理写过信，却没有收到回信。但这并没有打消他放弃的念头，

　　他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泽东写信，解决全国人民上下乡吃不饱穿不暖经济窘迫的情况。

　　在写信前，他首先摸了一下自己政治的点：“我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都没有问题，别人都说只有党员才能给中央主席反映意见，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也是全国8亿人口中的一份子，我应该也能向毛主席反映问题。主席说过全国人民人人平等。”

　　于是他下定决心给毛主席写了这封信。

　　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心中的腹稿早已打好，在学校趁周围同事不在，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动笔写了起来，因为事前思想准备充分，这封信花了两个多小时就写好了，足有2000字之多，写完也没有留下底稿，直接拿到邮政局去邮寄了。

　　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在他家西北方向。李庆霖一边走，心里一边打鼓，他担心主席收不到信，走到半路，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也在现场，何不将信寄给外交部王海容，由他转交给毛主席呢？

　　于是，李庆霖便把给毛主席的信寄给了王海蓉，与此同时他还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上面注明“自己家里碰到了天大的困难，请他一定要把信转交给毛主席”。

　　王海蓉收到此信后读完十分感动，于是派人转交给了毛主席，由此李庆霖获得了主席的回信。

　　回信上写到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4月29日，毛主席回信的第4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找到了莆田地委要求派人一同前往城郊公社下林小学，到了正在上课的李庆霖，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

　　李庆霖一听当场呆住了，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表情十分紧张。

　　赖玉章也不催促，微笑看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沉默良久，李庆霖咬了咬牙关，随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信了，并且寄了300块钱”。

　　听到这话，李庆霖反而更加紧张，他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

　　赖玉章给李庆霖念了信的内容，李庆霖才逐渐松弛了下来

　　赖玉章告诉李庆霖“这件事还没对外公开，先不要声张，等文件传达后便可以了”

　　李庆霖点头同意，心里很是激动。

　　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又转由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通知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功，当时刘功听了毛主席回信内容，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李庆霖与知青们在一起

　　5月6号，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复印件，同时还收到了300块钱。周围的乡亲邻里知道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后，叮嘱他“

　　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

　　”。

　　李庆霖立刻用纸将300元存入仓后街银行风香路储蓄所，唯恐钱款遭到遗失。

　　针对信中反映的问题，莆田地委员派出20名干部奔赴下属四县实地调查，发现实际问题比李庆霖信中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由此汇编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工作中存在不少缺点错误。

　　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发，陆续反映到了中南海最高层，

　　当时周总理听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恶性强奸事件时，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更是拍案而起，说“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陆续查出，很多人因此被处于死刑。

　　李庆霖“告御状”引起了中央对知青政策的重视，这封信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安全，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他成为知识青年的杰出代表。

　　此后，毛主席曾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写信写得相当好”，并且建议将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对汪东兴说过这样的话“

　　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入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

　　当时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韩先楚将军接到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派车将李庆霖接到了福州亲自接待，见到李庆霖，韩先楚问“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

　　李庆霖说“感谢组织，我有两件事需要组织帮我解决，一是信上说的1958年我被插上’白旗’受到处分，能否让组织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我的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但是困难时期却被辞退，是否可以给她安排一份正式工作？”

　　韩先楚答应了这两个请求。

　　很快，李庆霖就被调到莆田县最好的一所小学东方红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即副校长）职务，同时还补发了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他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

　　李庆霖为了能参加十大，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

　　莆田县委接到李庆霖的入党申请书后立刻开始对李庆霖的入党工作展开内查外调。因为李庆霖的资料比较复杂，最终没能在党的十大之前完成入党，失去了在十大上接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成为了他的终生遗憾。

　　李庆霖平时沉默寡言，但他的文笔和口才都很好，

　　1973年7月2日，福建省委召开群众大会，落实贯彻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精神，李庆霖在台上侃侃而谈，讲了一个半小时，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谈到自己写信的初衷。

　　这是李庆霖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矛头虽然没有指向领导当局，但却提到了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随后李庆霖在仕途上开始步步高升。

　　从东方红小学副校长升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甚至还出席了四届人大，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正部级），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成员。

　　这其中毛主席的安排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的升迁速度无疑太过迅猛，让毫无背景能力的李庆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却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之中。

　　李庆霖所在的莆田地区派性斗争严重，他被地方极左势力推举为“反潮流勇士”，大肆吹捧。福建省造反头目故意结交他，以求壮大声势。

　　在当时掀起党内组织派投、降派的狂潮中，李庆霖到处表态做报告，还向地委要求为其成立办公室，配备秘书解决全国给他寄信群众的问题。一遇到困难李庆霖会破口大骂，甚至以给中央领导写信的方式进行要挟，攻击地委书记是“国民党”、“赫鲁晓夫”。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明确表示要大力清除资产阶级派性（派性也即讲地盘，拜山头，搞宗派）。

　　当时福建省省委书记廖志高专程汇报了李庆霖的问题，邓小平评价李庆霖：“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

　　廖志高回去之后，立刻找到李庆霖，让他谈谈自己对派性的看法。

　　当时李庆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任何的错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廖志高纠正了他谈话中的很多错误观点，并要求他“立即去党校报到学习，放假前不要再回莆田，一定要与那些坚持派性斗争的人保持距离”。

　　李庆霖心里十分高兴，廖志高的谈话让他知道了省委领导高瞻远瞩的大局观，其实这是对他进行最后的保护。

　　李庆霖马上按照要求到达党校，可令人意外的是不久后，便自己偷偷溜回了莆田，再也没有返回党校，

　　他的派性活动虽然有所收敛，但却并没有完全停止。

　　1975年，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工作逐步深入，中央党委同意了对帮派头目隔离审查的决定，李庆霖就在审查人员之列。

　　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在莆田地区做出了书面和口面检查，态度还算诚恳。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促使李庆霖继续收敛，没过多久，李庆霖再次冒头，成为了全省派性势力的代表人物。

　　1979年10月25日，省委批捕了李庆霖等帮派头目，被批捕后的李庆霖押解出场时，已经被吓得面无颜色，全身瘫软，全靠着两名押解人员才能勉强站立。

　　听完政府对他的揭发声讨后，李庆霖一度认为自己死期将至，可后来发现还未判刑，特别写信感谢省委“共产党历来的政策是留下战犯枪毙保长，我既是战犯又是保长，感谢省委和廖书记对我的不杀之恩。”

　　1979年6月15日，莆田地区中级法院召开审判大会，李庆霖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

　　1979年7月7日，一辆囚车将李庆霖押送到了位于闽北建阳山区的福建省第二监狱，此处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些重犯、要犯都关押在这里。

　　李庆霖所犯的现行反革命罪在当时是重罪，属于敏感政治犯人，监狱领导不敢有半点放松的。但他们发现李庆霖并不像其他犯人那样凶神恶煞，反而老老实实认真改造，遵守监规，服从指挥，所以

　　给管教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给他安排的活也是竹编工厂劳动改造之类的轻活儿。

　　后来，李庆霖又被送到三面环水的崇安劳改支队。李庆霖是老师出身，又是知青犯人，在罪犯中口碑很好，大家都称呼他为李老师。

　　考虑到李庆霖年龄大，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心脏病。管教便把他安排到厨房帮厨做豆腐，负责供应犯人的开水等杂活。

　　李庆霖在监狱中神经功能症发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管教开车送他到100多里的建阳地区医院进行治疗，破例给了他一个电炉煮药。

　　因山区气候潮湿，李庆霖在监狱中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难以从事重体力劳动，管教安排他到厨房烧火，把浮肿的双腿放到火前爆烤，关节炎也渐渐好转。

　　很多人知青得知李庆霖关到了崇安劳改支队服刑后，徒步几十里路，买了很多的糕点、水果到崇安去看他，

　　这些素不相识的知青成为李庆霖监狱时期最温暖的关怀。

　　1986年9月27日，福建省高院根据李庆霖服刑中有悔改表现的情况，给予减刑，从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0年。

　　1993年4月，李庆霖84岁的老母亲病重，家里人给崇安劳改支队写了一封电报，请求在老人弥留之际看儿子最后一面。劳改支队根据李庆霖的表现同意给他三天假期，由教育科黄科长和另一名管教干部陪他一起返回莆田。

　　见到17年未见的母亲时，李庆霖泪流满面，母亲干巴巴的脸上勉强露出了笑容，他跪倒在母亲面前，不断请求宽恕他这个不孝之子。

　　李庆霖第一次见到了两位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两个可爱的孙子，17年来，李庆霖第一次感受到了天伦之乐，三天时间很快过去，李庆霖马上又要归队，望着莆田街上的景象，李庆霖无比感慨的说，“变了，变化太大了。”

　　1990年12月24日，李庆霖劳动改造良好，给予减刑两年，最终于1994年3月提前出狱。

　　出狱后的李庆霖气管炎严重，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出狱后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他找到了莆田县领导，书记给他批了每个月210块钱，后又增加到每月300元，直到增加到了500元。

　　1993年，李庆霖的奶奶去世；1997年，他的妻子张秀珍也去世了；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也走了，而此时，李庆霖家里穷得连火化费都没有。

　　见此，城厢区区长特别批准给予免费火化，同时批准他家人可以3折优惠价格购买一小块公墓，将三个人的骨灰，连同早年去世爷爷的骨灰一同合葬，让他们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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