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列了蒋介石的“十宗罪”

　　有人列了蒋介石的“十宗罪”。

　　我觉得不够，这老匹夫对中国犯下的罪，何止百宗千宗？从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他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和工农大众有着血海深仇。

　　还记得江西、安徽、湖北数百万在白色恐怖下被屠杀的人民吗？还记得“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吗？蒋介石为了杀绝根据地的老百姓，甚至亲手指导他的部下如何“大烧杀”。

　　他屠杀的不只是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国民党左派和进步群众。1924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将近80万普通注册党员，而等到1928年3月份，国民党员已经锐减到了22万。在地方上，地主乡绅旧军阀土匪反攻倒算，借着反共的名义，大肆屠杀国民党基层干部，尤其是在广西，在1927年清党之前，大概有国民党员12.8万人。但是等到1934年只有区区5000人，还不到之前的一个零头。可以说，蒋介石自己摧毁了国民党的根基。

　　1931年7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围剿”行动中，蒋介石多次下令对苏区进行“大烧杀”。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在给赵观涛的手令中写道：

　　“大小各村庄务全烧燬，勿遗。然后移动可也。凡我军所到之处，为匪化太深，不易防守者，皆可焚燬。”

　　他命令国军所到之处，焚毁所有村庄，8月21日的时候，蒋介石还不放心部下的手艺，开始指导“微操”，下手令给熊式辉，详细布置如何进行烧杀，细化到了如何放火，如何烧杀：“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1933年8月30日，蒋介石给时任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刘镇华、鄂湘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手令，要求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烧杀”。

　　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卖弄学问，讲“剿”字的意义，要求国军对苏区民众斩草除根，杀戮殆尽。“潢川刘总司令、沙市徐总司令，密。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中正”。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记载：国民党在“清剿”中，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剿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新坟叠叠。经扶县箭厂河附近的肖湾原有500多口人，被“清剿”后仅剩五六十人。油榨湾是几百人的大村子，被“清剿”后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生疮的人和一家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周河附近的汤村原有160多人，被“清剿”后只剩10余人。

　　当时，以卡房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第十一路军的一个旅在立煌县的柳树庄，挖一条长达几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汤家汇周围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

　　刘镇华第六十四师在皖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向上级报功领赏，割下死难者耳朵达七担之多，残暴到了极点。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一名记者写道：“（别动队）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在大别山区，蒋介石下过一个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和后来日军的‘三光政策”差不多。

　　这道命令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记载：“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民国人口统计下，江西省1933年有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剩下1370万人，三年的时间内，被蒋介石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

　　他对人民无比残忍，对日寇和帝国主义却又无比“宽容”。

　　有人吹他“抗战有功”，实际上中国抗战之所以陷入艰苦卓绝的境地，就是拜他一次次对日本妥协所致。

　　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是个“亲日派”，早在1927年，蒋介石就飞到日本，秘密拜会田中义一（就是写臭名昭著《田中奏折》的那个田中义一），谋求日本对他本人统治中国的支持......田中义一对他的忠告是：“国民党不要急着北伐，而要先消灭南方的共产党，反共才是日本和民国的共识.....”。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东北抗日义勇军奋勇抵抗一年后，弹尽粮绝。义勇军第一军军长邓文向国民党桂永清求助，桂永清发电报问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居然回复说：“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意思是让桂永清办自己的差，不要管东北义勇军的‘闲事”，结果仅仅两个月后，抗日英雄邓文被暗杀在张家口，壮烈牺牲。

　　蒋介石亲口说过：“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党政府的主流意见，都是“不抵抗”，一二八事变中，抗战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镇压，撤销番号；吉鸿昌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结果蒋介石派中央军和日军一起联手绞杀之，为置吉鸿昌于死地，宋美龄不遗余力，她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最终将其处死。

　　蒋介石处处怕得罪日本，禁止国内将领、民众讨论“抗日”二字，香港人民发表抗日言论，他派人到香港去封锁审查报纸，搞得香港媒体嘲讽：“委员不知亡国恨，隔海犹删抗X言！”

　　1933年，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日军利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意图吞并华北，结果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罢免所有抗日的军政人员，撤走所有的政府机构，撤走河北所有的中央军和东北军......

　　1937年11月5日，抗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蒋介石还在试图和日本媾和，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日本提出的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寻觅友好的谅解，但前提是恢复战前状态（七七事变之前）。但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而中国会爆发全面革命......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蒋介石还亲口说过：“中国若是亡于帝国主义，还可以当亡国奴……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也不可得！”

　　你看，他不怕帝国主义，他怕共产党和觉醒的中国人民，他的军队、飞机、大炮，宁可拉到江西去“剿共”，宁可在苏区血腥屠杀上百万民众，也不肯到前线去抗日。他宁可亡国，也要反共！

　　七七事变爆发四年后，大片国土已经沦陷，这时候蒋介石甚至还没有对日本宣战。

　　就在抗战的过程中，蒋介石政府也不断和日军进行沟通，试图“和谈”，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他曾经讲过，他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东北是不想要了。

　　不但如此，蒋介石政府还一直给国内的伪军发军饷，因为这些伪军，都曾是国民党的军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至少有50万之多。”

　　伪军将领亲口承认：“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裕仁天皇发布带有侮辱中国词语的停战诏书后，蒋介石的回应讲话却充满了“不念旧恶”的表达，不但把犯下滔天血债的200万日军“礼送出境”，还给许多日军将领开了“欢送会”，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与日军将领很多都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学，双方把酒言欢，洒泪而别......

　　蒋介石政府对日军战犯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日本军人不像是是投降了的战败国军人，而像是国民党座上的贵宾。

　　投降的日军享受和中国正规军相同的伙食待遇，甚至还有零用钱发，让日军自行采购副食。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政府允许日本官兵与侨民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官可带500日元、士兵可带200日元的现款......“让他们体体面面回家”。

　　在神州大地饱受日军蹂躏14年，数千万人死亡，山河破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之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要“援日”，简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日寇之欢心”。

　　对此，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曾感叹道：“日本的士兵从东南亚回来时，就跟乞丐一样，唯有从中国回来时，跟走了富有的亲戚一样，什么毛毯、衣服、皮靴、手提包什么都有，还有现金”。

　　蒋介石甚至聘请血债累累的战犯冈村宁次为国民党军事顾问，继续与人民为敌。

　　冈村宁次甚至穿上了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佩带上青天白日勋章和领章，头带青天白日帽，出现在1947年1月2日的中国山东鲁南地区，成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方面的最高指挥官......

　　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惩办战犯，还放弃了分区占领日本，甚至还大幅减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解放战争后，一败再败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为了反共，更是要拉拢日本。1952年，蒋介石居然擅自以中国的名义彻底放弃了对日本的全部战争索赔......

　　可以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本来说，不是敌人，而是大恩人。

　　至今日本，都还很感激蒋介石，甚至还给他立了个神社，刻了碑文，称赞他为“日本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