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同胞的嘱托：“像拥护爱戴毛主席一样……”|民心所向|哇事记

　　8月19日上午，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2万多人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在电视直播听到西藏群众代表、藏族老党员旦增的发言之后，笔者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旦增在发言中说：　　

　　截图自《西藏日报》电子版，2021年08月20日第三版

　　“像拥护爱戴毛主席一样……”——作为一名普通的藏族同胞，旦增的这句话朴实无华，却又字字千钧，道出了百万农奴后代的心声。

　　“像拥护爱戴毛主席一样……”——这早已不是藏族同胞第一次公开地这样讲，2017年，玉树州委书记吴德军在走基层时也表达过类似意思：　　

　　还记得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一位76岁的藏族老人布周老人，连续几天守在自家倒塌的房屋面前不肯离去、睡不好吃不香。废墟下面究竟埋了什么宝物呢？在子弟兵的帮助下，终于把这件珍贵的物品挖了出来——竟是一张60年代专门让人绣制的毛主席像。　　

　　这件事惊动了央视的记者，在记者采访时，布周老人还向记者展示了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抢出来的一盒毛主席像章。

　　其实，不仅是布周老人，在整个藏区，藏民们都无比热爱毛主席，认为毛主席是翻身农奴最大的菩萨，直到现在藏族人家还有供奉毛主席像的习惯。　　

　　藏族同胞“供奉”毛主席像，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恰恰相反，80年代初有人还试图搞“去毛化”。但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西藏最底层的藏族同胞根本就不上当，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上世纪70年代，西藏同胞自发在布达拉宫上方镶上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但这五个字后来被拿掉了。　　

　　1967年，阿里地区通公路。为了感谢毛主席，藏族同胞自发在山坡刷出了1.3万平米的五个巨型大字“毛主席万岁”；80年代被某些人故意破坏掉了；1991年，藏族同胞又重新将其修复。　　

　　阿里地区的“万岁山”

　　藏族同胞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捍卫毛主席？因为他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解放前实行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神权、封建制度和等级制度交织融合，成为束缚在百万农奴身上一道道沉重的枷锁。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民众、恫吓民众，肆意剥夺广大农奴的生存权利，让民众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来世这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而忽视、忍耐现实的阶级压迫。

　　今天某些梦回民国的小资，面对西藏的圣山、圣水，把曾经的“佛爷”统治下的西藏，想象成有着“最纯粹的追求，最真挚的信仰和最淳朴的灵魂”的天堂。然而，农奴制的旧西藏，只是少数农奴主阶级的天堂，却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阶级的地狱。

　　在农奴制条件下，封建地方政府占实耕土地的31%，贵族占30%，寺院占39%。在全部土地被三大领主占有的情况下，农奴主分配给农奴一块瘠薄的“份地”，农奴除了长年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劳动外，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税。农奴主对土地的占有及对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垄断，是他们残酷剥削农奴的基础，也是强制农奴人身依附于农奴主的重要条件。农奴主可随意出卖、抵押、转让或处死农奴，他们甚至夺走农奴的人皮和胫骨做成法器，肆意占有农奴女儿的“初夜权”……　　

　　1950年10月6日凌晨，在和平道路被堵死的情况下，十八军强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第一枪。当天傍晚，岗托村得到解放，成了“西藏解放第一村” 。　　

　　毛主席的解放军来了，岗托村的农奴才人生第一次吃到米饭，甚至是人生第一次吃上了饱饭；此前，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糌粑（青稞面）。

　　十八军在进军途中，宁愿忍饥挨饿，也不取群众一粒粮食、一头牛羊。他们在自身供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帮助群众发展生产。那些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农奴们，终于见到了与藏军和国军完全不一样的军队，原来这就是穷人自己的队伍。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和军队在西藏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缓解了在藏部队粮食供应危机，同时也影响了藏族群众，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解放初期，西藏工委在做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说服教育工作的同时，将重心放到了群众工作上。在开始民主改革的前8年中，进藏人民解放军通过发展生产、修筑道路、发展教育、开展免费医疗、发放无息农牧业贷款、救灾等工作，为群众做了大量好事。饱受农奴主残酷压迫的广大农奴们第一次有了做人的权利，不但受到尊重，不许再被打骂、凌辱，甚至按月领到了工钱，生活有了保障。西藏广大农牧民渐渐认识到，“要想过好日子全靠毛主席的共产党和解放军”，他们把毛主席比喻成“大救星”，称呼解放军是“菩萨兵”“神兵”“神鹰”；渐渐地，藏族同胞的社会改革意识开始觉醒，修建当雄机场的藏族民工代表联名给十四世达赖上请求书，要求进行民主改革。

　　反动的农奴主们当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1959年3月，他们发动了旨在分裂并永久保留封建农奴制叛乱。在广大觉醒起来的农奴的配合下，平叛很快取得了胜利，西藏也迎来了民主改革。农奴们分到了土地和牲畜，第一次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翻身农奴烧毁地契

　　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靠“单干”改变不了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的西藏的贫穷面貌。分到土地和牲畜的农奴立即就开始了互助合作的努力。　　

　　穷棒子（朗生）互助组（1961）摄影：陈宗烈

　　到1960年，民主改革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西藏全区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到13000多个，入户农民达到15万户，已占完成民主改革区域农户的90%；到1965年，农业互助组已达到22000多个、牧业互助组4000多个。短短的6年时间，西藏农牧业连续6年增产丰收，粮食产量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加11.57万吨，牲畜总头数增加800万头（只、匹）左右，分别达到18.29万吨、1701万头。人民公社在西藏全区建立起来了，充分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

　　通过人民公社这一先进制度，到1978年，西藏全区粮食达到51.34万吨，人均粮食达285公斤；耕地面积增加了37万亩，达到341万亩；牲畜总头数达到2349万头。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援助下，西藏也终于有了现代工业，以优势矿产业、建材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为支柱的富有西藏特色的工业生产体系得以建立。

　　与之同时，西藏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也得到了飞跃式发展。60年代开始，西藏消灭了天花，各类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人均寿命从1959年的35.3岁增加到1976年的61岁，文盲率从1959年的95%以上迅速下降到1976年的40%。

　　1983年，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风潮也吹到了西藏，不过很多藏民依然希望走集体化道路。西藏那曲地区双湖县嘎措乡，平均海拔4900米，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生活和生产条件十分艰苦；面对单干指令，嘎措乡的干部和村民们认为本乡不应该搞，通过全乡群众投票选择，70%的群众要继续走集体化道路，这里就把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经营模式硬是坚持了下来，并率先实现了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