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跟教员私人关系很好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提起朱老总时说，“朱老总貌不惊人，是—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年过半百，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
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朱老总是个话不多，为人光明磊落、谦虚有礼，说起话来很朴实，目光和蔼极爱惜部下的好领导，此外，朱老总还爱运动，也爱读书。将领都爱戴他，视他为旗帜。
但请大家明白，朱老总为人谦虚和蔼，却不代表他就是个老好人，相反，朱老总是一个极重原则且极稳重的人，也只有这样一个稳如磐石的人，才能镇得住猛将如云的红军。
老好人只会和稀泥，成不了主心骨，也统不了将。
教员带着陕甘支队北上后，情况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变好，无论是北上的红军，还是被留在左路军的朱老总等人，情况都不太好。教员等人的困境来自外部，朱老总等人的困境则来自内部。
张国焘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威逼、利诱、恐吓都是他的手段，不管谁被他惦记上，日子都不太好过。自打张国焘出道以来，也就在王明那里吃过亏，其他人他还真没瞧在眼里。1935年9月9日，当张国焘从陈昌浩那里得知教员带着一方面军北上后，一开始他怒气冲冲的，把朱老总喊过来，发了一通脾气，还落了泪，一副自己“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闹过、哭过之后，张国焘转念一想，这可能还是一个好事。教员带走的部队，也就万把人，但张国焘手里却有八万多人，并且他还能在左路军内部，光明正大的将分裂的责任推给中央，反正也没有人反驳他，好话坏话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再配合上出色的口才，张国焘轻轻松松就把“一言堂”搞起来了。
现在，张国焘只剩两件事没有解决妥当，一件是如何跟共产国际联系上，另一件是如何劝服朱老总和刘伯承等人。当时中央和张国焘都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后，哪一方先联系上共产国际，哪一方就占据了优势（谁先被共产国际承认，就意味着谁占据了正统地位），这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但张国焘不知道的是，联系共产国际的密码本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可他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先按住不表）共产国际一时联系不上，张国焘就将心思全用在了朱老总身上。如果他能将在军中威望极高的朱老总拉拢过去，让朱老总表态支持他，那张国焘的底气就更足了，地位也就更稳妥了。可任凭张国焘如何威逼利诱，朱老总就是不松口，坚持原则，反劝导四方面军的人北上，最后被逼急的张国焘，要赶朱老总等人走，朱老总回答，你们去哪，他就跟到哪。这段经历最能体现朱老总的磐石性格，然而很多人不仅没看懂，还对朱老总产生了误解，很多同志简单的认为，既然张国焘都松口了，朱老总就应该带着一方面军的人走，留着不走的行为就是和稀泥，就是别有用心。
这种误解的根源是因为了解的史料太少，而凭空想象的成分又太多。
1、如果朱老总走了，左路军内部就真的再无反对之声了，肆无忌惮的张国焘能干出什么事，就再不可控，而被张国焘蛊惑的左路军，也就很难再走到正道上了。
2、张国焘收缴了电台，导致很多部队都搞不清实情。尤其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六军团还不知道张国焘的真实面目，如果朱老总走了，无人说明情况（这种事只有朱老总亲自说才有说服力，他的地位高，有他在，就算有人有其他心思也要藏起来），而张国焘又是最擅于拉拢分化的人，一旦被他得到机会，红二、六军团也可能走到了张的一边。3、朱老总就算走，也带不走五军团、九军团。早在张国焘当上红军总政委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往一方面军的部队惨沙子了，张国焘对五、九兵团是势在必得，不可能让朱老总将这两支队伍带走。此外，红五、九军团的领导干部也出现了分化现象，有倒向张的，也有坚定支持中央。如果缺了朱老总的保护，那这两支部队里的反张的人，都将消失。4、让朱老总走，很可能是张的陷阱。1935年9月9日之后，张国焘就开始用各种理由打压一方面军的干部，随便弄一个罪名，就将人拉出去枪毙的情况屡见不鲜，很多好同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下，反而倒在了自己人的枪下。张国焘的胆子很大，一旦被他抓到了机会，他真敢下死手。如果朱老总带着人离开左路军总部，那才真是失去了保护，到时张国焘弄一个逃跑背叛的罪名，然后再找一个背锅的热血干部，打打黑枪，打完之后再装作毫不知情，谁都拿他没办法。这一套把戏都被张国焘玩烂了。左路军发生的事，还要从1935年7月21日中央军委的一道命令开始梳理。
7月18日，芦花会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红军总政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7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作相应的调整：
五军团为五军。军长是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是罗炳辉，政委是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这两支原是一方面军的队伍，后来划分到左路军中，由张国焘指挥。
何长工（原名何坤，在长辛店打过工，后来为了躲避追捕，教员亲自给他改名为何长工，寓意是做劳动人民的长工）
此外，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调了不少成建制的部队给一方面军，而一方面军也调派了不少军一级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当参谋，其中陈伯钧调任到四方面军第九军当参谋长，彭绍辉则为30军参谋长。这些人都是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如果授勋至少是上将级别），如今滞留于左路军的他们则成了斗争的焦点，在此关键时刻，他们又会做出何种选择？是倒向张国焘，还是坚持原则？陈伯钧所在的九军，领导干部年纪较轻，说话冲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还都是张国焘亲手提拔上来的，极容易受到张国焘的挑拨和蛊惑。9月3日，张国焘给中央发去南下返回阿坝的电报后，他就开始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灌输歪理，让他们对中央产生了误解。听信了张国焘一言之词的九军干部们，在提起中央和教员时说话很难听，说话方式和态度也一点都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这让陈伯钧这个一方面军的人，感到很难受，心里既难过又气愤。直脾气的陈伯钧直接找到张国焘，向他反映这些情况，张国焘一开始态度良好，对陈伯钧说，这其中有很多隐情，你都不知道，说话客客气气一副慈眉目善的模样，结果陈伯钧直接反驳张国焘，斗争是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两者应该分开，中央的事，党员可以提意见，但不能胡编乱造。陈伯钧的意见是很对的，高层有矛盾，要斗争，那你们就去斗，但不能把矛盾传到下级，不能影响红军的建制。
中间那位便是陈伯钧
对于张国焘来说，陈伯钧的意见正不正确不重要，他支不支持自己南下才是最重要的。在四方面军内部，还没有人敢这样顶撞张国焘，这让张国焘感到很不爽，便不装了，直接让陈伯钧回去。
陈伯钧回去后，九军的干部变本加厉，还故意找陈伯钧的茬，在他面前说怪话，故意气他。恼怒不已的陈伯钧一连两天去总部找张国焘，要求调离九军，但张国焘都避而不见。
9月13日晚，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但这次他不仅没有见到张国焘，反碰到了一群在此等候多时的四方面军干部，这群人一看到陈伯钧来了，立马就围上去批斗他，还问了他很多不怀好意的问题。9月14日上午，他们就更加过分了，先是上级通知陈伯钧到总部另行安排，然后又冒出来一群传令兵抢走了陈伯钧身上的所有东西，望远镜、马匹、衣物等东西都被抢走了。战士都敢抢军级干部的东西了，可见四方面军内部的局势已经严峻到了何种境地。事后，陈伯钧找张国焘反应情况，让他归还马匹和望远镜，张国焘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假惺惺的让黄超去追回，结果几天后追回一匹骡子交还给陈伯钧。（老阴阳人了）
挨整被批斗还是轻的，不要忘了，张国焘可是一个嗜血残酷的人。军统戴笠的大名，想必各位都听过，戴笠是老蒋的情报头子，有国军特工之王的名头，而在红军内部也有一位特工之王，名叫李克农。李克农很厉害，他一辈子没有带兵打过仗，却在1955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像他这么厉害的情报干部，红军内部原本有三人，分别是李克农、胡底、钱壮飞三人，他们三人在革命时期打入敌人内部，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通过这三条隐蔽战线，国军的情报被源源不断的传递出去。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共的历史将被改写。”后来，负责中央特科，知晓中央极多秘密的顾顺章叛变（这段历史惊险万分，有时间再写），为了躲避军统追查，龙潭三杰跟随中央一并前往江西苏区避难（中央在去苏区的路上，临时负责人博古在福建碰到了罗明，并搞出了罗明路线的大帽子，害了不少人）。在长征途中，李克农跟着中央行动，而胡底则跟随总司令部行动，左右路军分开时，胡底跟着朱老总他们去了左路军。（钱壮飞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了）
张国焘在整一方面军干部的时候，时任总司令部侦查科长的胡底气不过，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激怒的张国焘，给胡底扣上了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的罪名（胡底曾在天津工作过），尽管刘伯承和朱老总多次保护胡底，为他作证明，但张国焘都不认，还是让手底下的人，暗中将其残忍杀害了。
这样一个好同志，这样一个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好同志，因为骂了张国焘两句，就被残忍杀害了！实在痛心！不屈服张国焘的一方面军干部，接连被张国焘针对打压，挨整的挨整，被害的被害，无一人能独善其身。此时，朱老总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在困难的处境下，保持和维护红军的团结，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不受损害。这段时间，朱老总为了保护部下免受张国焘毒害，上下奔走，天天做干部的思想工作，除了安抚干部，朱老总还要紧盯张国焘的动向，以免他随便找个由头就杀人，胡底已经牺牲了，不能再让其他同志遇害，而彭绍辉就是被朱老总救下的。但让朱老总感到难过的是，一方面军倒向张国焘的同志，不仅不注意团结工作，反而成了张国焘攻击朱老总和中央的有力武器。
在阿坝会议上，当张国焘发表完挑拨四方面军干部的讲话后，32军的干部又添油加醋，说了不少抹黑的话，有了一方面军人的“现身说法”，四方面军的人再无疑虑，情绪被彻底挑逗起来了。整个大会，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了朱老总，那个场面是很骇人的，当时的四方面军干部和部分一方面军干部，完全失去了理智，就连违抗中央决议这样的大事，都不感到害怕了，还振振有词，对着红军的总司令又跳又叫。张国焘见不能迫使朱老总屈服，就让他单独北上，但朱老总平静地说：“我是赞成中央的北上抗日决定的，但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只好跟你们去。”这番话顿时激起了反响，有人甚至跳起来说：“你既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的还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整个会场吵吵闹闹的，就如同菜市场一样，而张国焘对这样的局面感到很满意。朱老总夫人康克清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九军团（32军）已经倒向张国焘了，而五军团的董振堂是拥护中央的，为了拿下五军团，张国焘让自己的秘书黄超去担任五军团的政委，搞破坏，以控制五军团。从阿坝到卓木碉的行军路上，张国焘动作不断，先是让人将朱老总的马偷走杀掉了，故意为难朱老总，而他自己却有七匹高头大马，不仅如此，阴险的张国焘还以送康克清去学习为借口，要分开朱老总和康克清（在左路军，朱老总的衣食住行都是康克清在打理，而刘伯承则是四方面军派来的人来照顾，张国焘此举是为了给老总制造麻烦，逼迫他走）。
康克清气得要离队北上寻找中央，朱老总劝她，让她冷静，并告诉她，对付张国焘一定不能性急，胡底同志就是因为太性急，被张国焘抓住机会杀害了，“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就不敢随便动手。”被愤怒控制，从而失去理智做出一些错误的事，这是每个人都会犯的错误，但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得学着对抗自己的坏情绪，当你能反过来掌控它时，那你也就从弱者变成了强者。
最后，董振堂让出了一匹马给朱老总，帮朱老总解了围。但五军团也是张国焘的重点打压对象，南下的路上，五军团的保卫局长欧阳毅因为战士掉队的问题，跟四方面军的人吵了起来，四方面军的人说掉队的五军团战士都是反革命，要杀人，欧阳毅收集证据做辩护，但四方面军的人不认，还掏出枪来威胁欧阳毅，幸好朱老总及时赶到，叫停了争论，不然又被张国焘得逞了。
9月17日，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穿过深秋的草地，再次到达毛儿盖，这让张国焘开心不已，心头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9月底，分开两个多月的左右路军在大金北端的党坝会合了。随后张国焘就开始准备卓木碉会议，他瞒着所有人，大会开始后，他先做了许多攻中央的报告，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然后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随后张国焘话锋一转，突然说道：“有鉴于此，我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请大家表态。”（不是原话，但大概是这个意思）此话一出，整个会场都安静了，徐向前回忆，当时他愣了神，而就连陈昌浩似乎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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